清雍正某年正月，安老爷一行人出京南下，这日途经涿州城，见鼓楼西有座天齐庙香火鼎盛，便也跟着人潮来到庙内闲逛。只见正殿之前，大众们烧完香、磕完头，却把那包香的字纸扔得满地，咱们踢来踹去，满不在意。

老爷一见，顿时老迈的不安，嚷道：“阿阿！这班人这等作践先圣遗文，却又来烧什么香！”说着，便叫华忠说：“你们快把这些字纸替他们拣起来送到炉里焚化了。”华忠一听，心里说道：“好！咱们爷们儿今儿也不知是逛庙来了，也不知是捡穷来了！”可是主人叮咛，没法儿，只得咱们胡掳起来，送到炉里去焚化。老爷还恐怕咱们拣得不净，自己拉了程相公，带了小小子麻花儿，也毛着腰一张张的拣得不了……

这个生动的片段出自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故事中，被世人笑作“书白痴”的安学海老爷是一位通晓四书五经、深受儒家礼教浸染的品德榜样。以现代读者的视角来看，咱们好像很难读懂蹲在香炉前捡拾字纸的安老爷的内心世界；但在明清时期的文学叙事形式之下，安老爷的行为却非常“天经地义”。用作者文康的话来说，安老爷发的这些呆，“倒正是场‘胜念千声佛，强烧万炷香’的积德行善”。

《儿女英雄传》

不愿“作践先圣遗文”的文明心思，早在南北朝时期（5—6世纪）就已呈现。闻名的《颜氏家训》中清晰训诫：“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名字，不敢秽用也。”这种“不敢秽用”的心态，当然出于对圣贤辞旨的敬意，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亦在于其时“故纸”宝贵，以至于不管官方、民间，都被逼催生出运用“反故”的习俗（即重复使用废纸反面）。南齐的文人沈驎士，年过八十，家中藏书遭焚，不得不亲手用废纸誊写书本多达两三千卷；敦煌出土的很多文献和宋代用于印书的公函废纸也印证着这段绵长且无法的“反故”年月—敬惜字纸的情结，大约正是由此而生。

到宋代时，跟着常识获取难度的下降，科举考试向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学子打开怀有。纸张和书本在日渐遍及的一起，“高中进士”的寻求也成了一种集体心思。一方面，科考内容的广泛性让人们认为不管何种书本简直都是有用的，保护文字纸张成了金榜题名的根底和条件；另一方面，剧烈的竞赛也促进很多考生把锋芒毕露的机运押在各路神佛菩萨上，期望靠平常“与人为善”来交换果报。释教和道教也纷繁经过各种劝诫故事宣传敬惜字纸的必要性，尤其是声称“科举之神”、兼掌司命和功名的文昌帝君，水到渠成地天下无双无删减版成了广阔学子的请求目标。

明代时，跟着善书、宝卷（如《文昌帝君劝敬惜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的盛行，“科举中第”与“珍惜字纸”被严密联系起来，由此还催生出一系列笔记小说，为两者的因果关系赋予传奇颜色。最具传奇性的莫若明末小说集《西湖二集》中的赵雄，据传此人天分愚鲁，像《千字文》这样的启蒙读物，赵雄背了好几天，就只记住开篇“六合玄黄”四字，连“世界洪荒”都接不下来。可赵雄人虽愚笨，却忠诚发心，把字纸视同瑰宝一般，自忖“我终身愚笨，为人厌憎，多是前生不吝字纸之故。此生若再不吝字纸，连人身也没得做了”。之后，这白痴竟因“阴功浩大”而感动了文昌帝君。在神仙的保佑下，赵雄一路连蒙带撞，奇迹般地考中了进士，最终乃至官至宰相，成了苏轼诗中“希望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典型代表。

对字纸的尊敬不只能保佑愚笨之人高中，还能惠及后代后代。在老迈众的认知中，北宋名相王曾便是因其父亲敬惜字纸而得此善报的。传说“但凡污秽之处、垃圾场中，或有遗弃在地下的字纸，王曾父亲定然拾将起来，清水洗净，晾干焚化，投在长流水中，如此多年”。某日，王曾之父梦到孔圣人下凡，称“汝家珍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天主，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有非常”。之后王家公然喜得麟儿，而由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转世投胎的王曾也水到渠成地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

赵雄与王曾在《宋史》中都实有其人，他们宛如“开挂”般的人生阅历当然与传奇故事臆造的“因果”毫不相干，但在明代大众的心目中，敬惜字纸的行为已然褪去了开始珍惜物资的初衷，转而成为一种获取个人利益的手法，就像《文昌帝君劝敬惜字纸文》中教谕的那样：“调查古今，当发迹之家，高官厚禄，无一不由祖上积功累行，敬惜字纸之果报。”

到了清代，敬惜字纸带来的果报乃至超出求取功名这个单一维度，演变为全部尘俗希望，包含驱鬼、辟邪、免灾、延寿、致富乃至求子。清代笔记小说中，有的人“向不读书而偏知惜字”，天下无双无删减版除了捡拾字纸，还总能捡到银钱、首饰等意外之财。有人因“平生惜字”，常常遇到飘摇欲坠的告示、广告都要“检藏回家”，因而就算深夜遇到“鬼打墙”，也能如有神助，平安无事。不单字纸有“法力”，字纸烧成的灰也有奇效。据传滨海习俗，船员出海前都要特意去购买字纸烧成的灰烬，包裹好后作为护身符带着出海，一旦遇到怪风、水怪或大可吞舟的怪鱼，把纸灰投入水中即能平安无事。乃至还有“连生五女，八年不孕”的妇女因终年出钱收买字纸而“胎得一子”的奇闻。在释道两教的大力烘托下，清代大众不只信任敬惜字纸能保佑“后代连捷，名登仙籍”，就连“身列仙品，永脱轮回”也不在话下。

这些看似和纸张自身八棍子撂不着的“诉求”，都可以经过敬字惜纸得以完成，这恐怕是颜之推缔结家训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南北朝时被视为宝贵物资的纸张，现在被大众们当作符咒般的“法器”，清洗洁净、烧成灰烬，再埋入土中或投入清水，过程中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典礼颜色。而捡拾字纸也俨然与誊写经文相同，被老迈众简化成了一种堆集积德行善、完成希望的手法—只需弯折腰就可做到的工作，何乐而不为呢？

晚清光绪年间，出使欧洲列国的郭嵩焘、薛福成等大臣见到西方人“身坐车中，阅新闻纸，随阅随弃，任其投掷于水沟污秽之中”的大不敬之举，感到非常震动。惜纸思维根深柢固的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参议禁烟和公约事宜之暇，还不忘苦口婆心地劝诫西方官员要珍惜字纸，却发现对方底子不妥回事，直言除了“耶稣教学”，“诸字书皆可遵从蹂躏”。回到寓所后，这位我国首位驻外青鸟使深感洋人社会现已根深蒂固，还在日记中怒火中烧地写道：“人心已成积习，则非善言所能入也！”

郭嵩焘

当然，咱们没有理由苛责19世纪的欧洲人秽用纸张，究竟，就算是才高八斗、终身惜纸的安老爷，也未必可以观察几个世纪以来我国纸价沉浮背面的经济逻辑与崇奉变迁。在安老爷、郭嵩焘和广阔我国大众眼中，不管纸上写的是汉字、拉丁文仍是阿拉伯数字，珍惜字纸不都是水到渠成的工作嘛！

本文节选自《叹为观纸：我国古纸的传说与前史》 （赵洪雅 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记号Mark，2025年6月版）。